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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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弗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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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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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 Sun 22:20>

1865-1871

决心无论如何也不来的我现在来了。

「十一月底，[最初方案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写完，而且立即就能发表；不过，」两个月后他向弗兰格尔解释说，「我把它们付之一炬；现在我可以向您承认这件事了。我自己不喜欢写出来的东西。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构思让我激动，因此我开始重写。」这种新的构思要求写一部篇幅长得多的作品，一部有六个部分(也提到过有五个部分)的长篇小说，标题将是《罪与罚》。

当阿列克谢开始下注时，赌博的刺激使他完全忘记了他的既定目标：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且获得波林娜的爱情赢得必需的金钱。在被运气眷顾之后他没有停手而是接着继续赌，因为「在我心中产生了某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向命运挑战的欲望，轻轻地给命运来一记耳光，对它吐吐我的舌头」。这种「奇怪的感觉」引起的兴奋可以用来抑制持续存在的自卑感，它压倒了别的一切顾虑；于是，他继续不停地下注，直到输得一干二净。

亚诺夫斯基寄来了一百卢布。如释重负的安娜发出由衷的感叹，感谢这个人使她逃脱了即将遭受的羞辱。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称心如意，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不得不像穷光蛋一样在冷漠的瑞士人鄙夷的目光注视下典当他们的衣服。

「我只是要说，」他继续写到，「在基督教文学中，最完整的美的形象是堂吉诃德的形象。但是，他的美只是因为他同时是滑稽可笑的。狄更斯笔下匹克威克的形象(它比堂吉诃德的形象薄弱得多，但是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滑稽可笑的，而这是它取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情那个被嘲笑的没有意识到自身价值的好人引起读者的好感。这种引起人们同情的能力正是幽默的奥秘。冉阿让是另一次有力的尝试，不过，他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同情是因为他极其不幸的遭遇以及社会对他的不公。但在我的小说中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完全没有，这就是我担心它将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的原因。」正如我们所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人对小说的反应证实了他最严重的担忧。但是，尽管《白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四部小说巨著中是质量最不稳定的一部，它却通过全书复杂的悲剧性叙事，以最切身的体验和近乎崇高的悲悯情怀感人至深地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生活愿景。

*蜡烛是焦虑和颤抖的灵魂的象征*：

这是一个寡妇的铜板这是一个贫穷农妇的硬币这——也许——是一个渴望忏悔的杀人凶手。…… 这是原始的黑暗与寂静中光辉灿烂的一刻一个凝视着永恒的灵魂对伤感和柔情的回忆。

从刑场一回到牢房就给哥哥的一封信中。「我在回顾过去时想到，多少时间被浪费了，」他激动地写道，「多少时间被浪费在南辕北辙的努力中，浪费在错误和懒散上，浪费在不合理的生活中，因此，无论我多么珍惜生命，我仍然做了许多违心的事情。……生命是一件礼物，活着就是幸福，所以，*每一分钟都可能具有不朽的意义。*」

埃马努埃尔·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晚年主要研究神学，用大量精力解释圣经，叙述他在幻觉中对神灵和天使世界的所见所闻。他的想象力和宗教思想一直是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叶芝和斯特林堡等杰出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

梅什金公爵说，在临死前的最后关头最可怕的是，那个可怜的牺牲品对虚度人生感到遗憾并且疯狂地希望再得到一次生存的机会。「如果我能不死将会如何？……我将把每一分钟变成一辈子；我什么也不会浪费了，每一分钟我都要精打细算地度过。我再也不会虚度光阴！」但是，当被问到这个人在被免除了死刑后做了什么时，梅什金公爵沮丧地承认，*他没有把他疯狂的决心落实于行动*。

因为梅什金公爵非常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奇迹和奇妙，所以，他充满深情地体会生命每一次显现的美好和价值，正是因为他「每一分钟都要精打细算」地活着，所以，*每一次仿佛都是最后一次*。

同情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法则，可能也是唯一的法则。

一幅小霍尔拜因的《死去的基督》的摹本有点不大可能地挂在罗戈任家的客厅里；而且，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我们又看到了第一部分那个喝醉之后吵闹的人，*如今他不仅被纳斯塔西娅所折磨，而且被宗教信仰的危机所折磨*。我们知道，小霍尔拜因这幅画画的是被钉死以后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基督，这是一个遍体鳞伤、血肉糢糊的死人，没有一点超人或神的痕迹，不过，在这本书里直到后来才这样说。我们在这里仅仅知道，「一幅画着刚刚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我们的救世主的画」已经开始动摇罗戈任的宗教信仰；因此，梅什金公爵发表了一番至关重要的长篇大论试图缓解罗戈任的不安。

公爵的这番长篇大论由四件成对发生的轶事组成，它们说明人类需要信仰，需要以超越理性思考和经验证据层面的信仰为基础的具有道德良知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有一位博学的无神论者，梅什金公爵无力反驳他的论点；另一方面又一个杀人犯，他在切断受害人的喉咙之前为得到宽恕而祈祷。有一个喝醉的农民士兵卖掉了他的十字架；但是，也有一个农村女人，可能是这个士兵的妻子，她把母亲从孩子身上得到的快乐与上帝看到罪人由衷祈祷时的喜悦相比。这些轶事关键是要表明宗教信仰和道德良知作为根深蒂固的属性存在于俄国民众中，它们独立于理性，甚至独立于任何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教感情的实质不受任何理性判断或无神论的影响，」梅什金公爵解释说，「也与任何罪行或过失无关。……然而最重要的是，您将比在其他地方更清楚、更迅速地在俄国人心中发现这一点。」

「难道不能直接将我吞噬而不要期待我赞扬吞噬我的力量吗？」伊波利特刻薄地问道，他拒绝公爵那种「基督徒的逆来顺受」。这个问题源于伊波利特内心深处极度的痛苦，以致他的任何过错都不能削弱他无条件地要求他人宽容的权利。因为，正如梅什金公爵对以嘲笑的态度宽容地冷眼旁观的拉多姆斯基所说，仅仅出于屈尊俯就的怜悯愿意宽恕伊波利特的无礼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您也应当接受他的宽恕」——这是来自公爵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指责。「我怎么牵涉进来了？」困惑的拉多姆斯基问道，「我对他做错了什么？」可以肯定，他没做错什么；但是，梅什金公爵明白，在伊波利特看来，别人无忧无虑地拥有生命是一种最大的不公，这种不公应当使他们感到内疚并且产生某种道德责任感。

对于伊波利特提出的最好以什么方式死去这个问题，梅什金公爵做出了感人的精彩回答。他低声说道：「*从我们身边走过，原谅我们幸福地活着。*」

创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产生灵感。诗在这一刻出现了，它「像一块天然宝石，诗人灵魂里的一颗钻石，完全具有诗的本质。……我们甚至可以说，创作者实际上不是诗人而是生活本身，是生活的非凡本质，是活着的真实上帝，上帝在各种创作中到处显示他的力量，经常在才华横溢的诗人的伟大心灵中显示力量。因此，如果诗人本人不是创作者的话……那么，诗人的灵魂就是生成钻石的矿藏，他们不可能在灵魂之外找到钻石。」

创作的第二阶段是赋予灵感精良美好的艺术形式。「[艺术家]得到钻石后，他必须对钻石进行加工和镶嵌」，「这时候，诗人顶多只是一名珠宝匠」。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认真地对待形式和技巧等问题，但是，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从生活本身获得灵感，他认为，灵感最终来自上帝。这些话显示出谢林的浪漫主义学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持续影响，他在年轻时就对下述概念很感兴趣：*艺术家是传达某种超自然真理的媒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批评总是把他所讨论的作品——尤其是他欣赏的作品——置于某种永恒的道德-精神困境或是某种划时代的历史冲突或危机的广阔视野中；它们表现的绝不仅仅是特定个人的人格和癖好。同样，他在作品中所利用的事件总是被他的所谓「幻想现实主义」放大变形，这意味着他一贯根据更大的——终极的道德-哲学或社会-宗教——问题或形式来把握它们。

按照圣徒吉洪的说法，世界上的恶必然导致善的产生，而基督教义交给人类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自身作恶的倾向，「以谦卑克服傲慢，以温和与忍耐克服愤怒，以爱克服恨」。吉洪说，*人类应当感谢诱惑、不幸和苦难的存在，因为正是通过它们，人们才逐渐了解了自己灵魂中的所有邪恶。只有通过与自身的邪恶斗争的经验，人们才能发现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些思想肯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的一条著名笔记的来源，他用这条笔记解释了在其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东正教观点」。他在这条笔记中断言，「*人不是为幸福而生的*……因为人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识生活并产生意识，而这种经验必须亲身经历才能取得。(舒适中没有幸福，幸福是受苦受难换来的，这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法则，然而，通过生活经历产生这种直接的认识具有极大的乐趣，以至人们乐意为此受苦受难许多年)」。

他的主要著作《精神宝藏》有一章的标题是「罪犯和他们的福音」。按照吉洪的说法，「上帝之子来拯救罪人，不仅拯救某某人，而且拯救所有人，无论他们是谁」。他在另一段内容中还断言，「没有什么罪恶将使上帝不宽恕真诚悔改的人，人间不可能有这种罪恶」。吉洪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大罪人」，他坚持认为，无论作恶多端还是犯下严重的罪行，上帝总是会宽恕一颗自责悔悟的心。另外，圣徒吉洪一生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与一个地主的争吵。这个地主被认为是一名「伏尔泰的信徒」，因信仰问题与吉洪发生争吵后，冲动易怒的他大发雷霆打了神父的耳光。尽管吉洪以脾气暴躁而著称，他却立即跪下来请求原谅，因为他激怒了对方使其打人。这件事情肯定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一个早期实例，象征着西方理性的颠覆性影响与具有非神化倾向的俄罗斯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现在成为他的人生的重大主题。

为了征服整个世界，征服自己就行了。征服了自己你就能够征服世界。

关于谦卑(谦卑是非常强大的表现)。一切取决于谦卑和自由意志。

克制自己最充分地表现了自由意志，是强大的人格最崇高的目标。

*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在最即时、最耸人听闻的当代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也是最常见乃至最卑劣的事件——中找到灵感，然后在他的最佳作品中把这种素材精炼升华成真正的悲剧。*当代事件与悲剧的结合是他的天资的真正奥秘，他以为可以把两者强行分离，但他最终发现这种人为的强制性分离难以维持。

在丽莎的葬礼举行后的两个星期，韦利恰尼诺夫沉浸在悲痛之中，无心过问任何事情，刚刚发生的一切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一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怪物怎么能对一个他曾经深爱过的孩子如此残忍，这可信吗？』但他每次都急忙抛开这个问题，仿佛避之唯恐不及；在这个问题中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存在着某种他无法承受也无法解释的东西。」正视这个问题将意味着正视自己和自己的责任。

陀氏对斯特拉霍夫说：「您从来都不认识他(别林斯基)；而我认识他，见过他，现在完全认清了他。这个人用最粗俗的语言向我辱骂基督，但他决不会同时把推进或者动摇这个世界的那些人一对一地与基督相比。他无法察觉令人鄙视的虚荣、怨恨、偏执和无耻——最重要的是虚荣——在他和他们身上达到了什么程度。他在辱骂基督时绝不会自问，我们将用什么取代他——肯定不是无耻之极的我们自己。不，他绝不会考虑他本人就是个无耻之徒这一事实。他对自己非常满意，因此，这是具有个人特征的恶臭、可耻的冥顽不化。」

为什么他(屠格涅夫)一直感到困窘并且反复说他没有权利在那个地方？如果他仅仅是去看热闹的话，当然是这样；然而，*在人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回避并无视人间发生的事情，这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因。我是人，人间的一切无不于我息息相关，*如此等等。……这篇文章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他非常担心自己，担心自己的安全和心情的平静，这种担心到了极其敏感的程度，而且是在眼看着一颗人头被砍掉的情况下！

一八七一年春天，就在即将踏上回国之旅前夕，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去赌了一把。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近轮盘赌台——这当然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人们曾经非常关注他对赌博病态的痴迷，以至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赌瘾已不复存在。有人认为，实际上只是因为他后来四次由于健康原因去德国旅行时那里的赌场都关门了，所以他才没有再去赌博。但是，我们应当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说法，如果他不是真正戒除了赌瘾的话，那么，到赌盘仍在诱人地旋转的那种地方去旅行非常容易；过去，距离从来没有妨碍他满足当时难以抑制的赌瘾。因此，我们必须假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服了自己赌博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欲望是他需要自我惩罚的受虐倾向的一种征兆，从根本上讲，这种倾向源于他的弑父情结。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了不起地自行戒除赌瘾只字不提。

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达到了无限的专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六十年代始终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些激烈的交锋；他也更有可能不偏不倚地描述它们，因为他既像「子辈」一样反感四十年代西方派的娇生惯养、自命不凡和自我放纵，又像「父辈」一样厌恶其六十年代虚无主义者子弟粗野的恶毒辱骂和庸俗的唯物主义。不过，在最后的分析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在艺术标准上表现出了倾向性，他支持他那一代人对艺术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拒绝为迎合六十年代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完全抛弃人性。

杜勃罗留波夫对四十年代的嘲讽：那一代人被崇高但有点抽象的奋斗目标所支配。他们追求真理，追求善，他们被一切美好的事物所吸引；但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原则。……由于就这样脱离了现实生活并迫使自己服务于原则，他们无法正确估量自己的力量，因而承担了远远超出其履行能力的大量责任。所以，他们永远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他们永远对自己不满，他们永远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并用豪言壮语鼓励自己，他们永远在实际行动中一事无成。渐渐地，他们变成被动的角色，过去的一切他们只保留了年轻时的冲动，不错，还有与有教养的人谈论优雅风度的习惯以及修桥铺路(也就是在地方上进行无关紧要的改革和改进)的梦想。

「精神贫乏，艺术观念薄弱的革命是可悲的，」赫尔岑断言，「这将使日积月累获得的一切变成一个令人沮丧的作坊，它只对生存感兴趣，除了生存还是生存！」(这让人们想起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只有必须做的事情才有必要做的，从今以后这是全世界的座右铭。」)「肆意破坏的力量将连同有限的财富一起扫荡自从文明出现以来人类事业在各个方面达到的顶峰。」赫尔岑继续写道，「……当我站在一个向导面前，他指给我看一面光秃秃的墙壁、一尊破碎的雕塑、一具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棺材并反复说『所有这些都是在革命期间被破坏的』时，我往往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一种无望的悲伤压倒了我，几乎羞得我无地自容。」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群魔》中以蔑视的语气大声向大喊大叫着嘲讽他的年轻一代所致的「告别辞」。就像对待晚年的赫尔岑一样，年轻一代残忍无情地纠缠烦扰他，于是，他用赫尔岑的声音同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回敬了他们。「『但是，我断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极其兴奋地尖叫着说，『我断言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解放农奴，高于民族国家，高于社会主义，高于年轻一代，高于化学，高于几乎整个人类，因为他们是成果，是全人类的成果，而且也许是人类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人类已经达到某种美的形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许不打算活下去。……啊，天哪！』他紧握双手大声说，『十年前我在彼得堡用同样的语言大声说了同样的事，他们同样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们像现在一样嘲笑起哄；你们都是弱智，你们需要怎样才能听懂？』」十年前，赫尔岑确实在《多余的人与易怒的人》中说过完全一样的事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熙攘喧闹的慈善联欢会也包含了另一些对六十年代初期那个多事之秋的暗示和影射，它艺术性地回顾了这场重大的历史-文化冲突。

如果不相信善恶有别，不认为禁止与强制有什么不同，不依赖我们个人自己的判断以至利害关系本末倒置，我们的文明实际上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因为对某个个人或群体有利的某事某物可能对其他个人或群体明显不利(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某个个人或群体不利的某事某物从长远来看可能在某个时候变得对这个个人或群体有利)；简而言之，因为根本不存在简单的有利或者不利的概念，所以，道德戒律符合功利主义标准的概念显然只是鼓吹不存在什么道德戒律的说教。康德当然知道这一点；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因为他反对启蒙运动的大众功利主义：这不是特定的道德准则岌岌可危的问题，而是善与恶之间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一个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 ————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永恒审判的现代性》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以具有个人特征的美学术语重申了小说的象征性主题。「我们现代年轻人的热情像我们那时一样纯洁，」他说道，「像我们那时一样发出光芒。只发生了一件事：目的变了，一种美取代了另一种美。所有争议全都在这个问题上：什么更美，莎士比亚还是皮靴，拉斐尔还是煤油？」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歌颂死神之「美」的散文诗开始，由各种在斯塔夫罗金之「美」的启发下产生的半途而废或无疾而终的思想观念继续，对神圣之美的亵渎已经导致美被荒唐地庸俗化，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终于清醒了过来，现在他反对这种庸俗化，即：反对用粗糙低劣的唯物主义取代人类永恒理想的那些伟大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