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说苏轼
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写诗，他是诗坛领袖，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他是豪放词的创始人；论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之一；论绘画，他是湖州派的一员主将；论学术，他是蜀学的旗帜，而且在儒学以外，他对佛学和道教的知识远在很多高僧和著名道士之上；即便论到日常生活，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
「轼」是车上的一个部件：人站在车厢上，面向前方，手扶的横杆就是「轼」。
苏洵说，车轮、辐条、车轴等等都是重要的车身部件，功能意义很强，只有轼好像什么用处都没有，但一辆车如果没有轼，也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
「辙」是车辙，车跑起来都会留下车辙，车辙对于车子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即便车翻了，马死了，车辙永远安然无恙。
在古文运动里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所谓「唐宋八大家」，这八大家里，唐朝占两位，韩愈和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分别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三苏」。
人生际遇就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让「三苏」的进京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事件：苏轼和苏辙同时金榜题名，苏洵在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明日双星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人追捧的文章泰斗。历来种种教育上的成功，再没有比这更惊人的。
我们对比苏轼和苏辙的试卷，会发现苏轼讲话很委婉，客套话也太多了，但如果抛开语言，单看内容的实质，苏轼才是更激烈的那个。
今天我们对于领土、主权的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成型的，历史并不很长。拿新观念去苛责古人，显然不太厚道。
在他那里，从来没有过「历史不容假设」这种教条，相反，历史就是拿来假设的：假设在某个历史场景下，当事人没有采用甲方案，而是采用乙方案，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就应该换一个思路：对于那些无法打败的对手，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呢，何况这些对手并不是坏人。
《贾谊论》总结出一条人生哲学：「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意思是，志向和耐力必须成正比，要想一骑绝尘，就必须先花足时间把路铺好。
苏轼要想走通仕途，必须在两条路里选择其一：要么和以往的人际关系划清界限，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要么甘坐冷板凳，坐等王安石变法失败。
在儒家的思路里，社会安定一定是管理得当的结果，道家相反，认为社会安定是没人管的结果。如果用西方概念来看：在政治学上，前者是大陆理性主义，后者是英国经验主义；在经济学上，前者是凯恩斯主义和重商主义，后者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
历史学界命名过一个「黄宗羲定律」，这项定律的大意是：封建朝廷总有加税的倾向，在常规税收之外不断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费。
他把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一」理解为「整体性」而不是「统一性」，所以才能看到「局部的恶」正是「全体的善」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