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讲《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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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动人者: 声、色。动，缘于耳、目。声自声，色自色，原与人无关，而由于耳、目,遂能动人，东坡《赤壁赋》所谓「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写声应使人如闻其声,写色应使人如见其色。能，则是成功；否，则是失败。感人显著，莫过于色；而感人之微妙，莫过于声。瞎子比聋子聪明，悲多汶(贝多芬，Beethoven)，虽聋而为大音乐家,盖有「心耳」。(悲氏一生悲苦.)
为文须用排句以壮其「势」，用散句以畅其「气」。
东坡云:万人如海一身藏。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
贫贱之极多流为盗贼，其行可诛，其心可悯。
文中「辽东白豕」一段，真是神来之笔。文学之好处全在枝繁，不可但记要点。
六朝时人性命不保，生活困难。文人敏感，于此时读书真是「苦行」，而于「苦行」中能得「法喜」(禅悦)。别人视为苦，而为者自得其乐。人在安乐中生出，不了解人生;人在苦行中生出，才能真正了解人生。太平时文章，多叫嚣、夸大；六朝人文章静，一点叫嚣气没有。
要拿伤心换人同情，必将伤心换为寂寞心，从寂寞中走出一种东西，才能打动人心弦。
谈话最融洽时是心的接触，故曰「高谈娱心」，下字实在好。
文各有其作风(style)、文气。作风，文章美之显于外者也；文气，文章美之蕴于内者也。文章美包括: (一)音节美(念);(二)文字美(思)。声调，乃音节美，用口念；字形,乃文字美，用心念、用目观；合为文章美，即所谓物外之言。譬若「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淮南子·说山训》)，使人之意也远。声调——音节美，念，用口念，用耳听，是口耳之学；字形——文字美，写，用目视，是眼目之学。合口与目更须以心思之,然后可成文章，可言创作、欣赏。文章美中音节美最重要，故学文须朗读、背诵。学佛须亲眼见佛，念的好坏可代表懂的深浅。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曹丕《典论·论文》: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忽百世之功。
警句有哲理，凡哲理多带有感情。格言没有感情，是干枯，不是严肃。《礼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二句，也许带有教训意味，然而又有些「劝」的意味。教训不必有感情；劝，要有感情色彩，才能感动人心。古圣先贤悲天悯人之心，是多么大的感情。
熟，易至于烂，乃因不用心；若用心，熟不至烂熟。在有心无心之间来了，便因极熟。
义山诗: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曲江二首》其二)
散——流动，如水；骈——凝练，如石。只散不好，只骈亦不成，应骈散相间。大自然中无美过水与石者，而中国人最能欣赏水与石之美。
悔吝，天下无悔吝之人，一种是阿Q式人物，不算。一种是理想人物，所做过事无不对者，圣贤事无不可对人言。常人岂但不敢对人言，简直怕想。另一种则是英雄，如曹操一流人物，错就错了，我负责任，绝不后悔。我们既不像阿Q那样糊涂，又没有圣贤那样健全人格，又不能像英雄那样坚决，真是平凡的悲哀，具是凡夫。而人味(人情味)最充足的还是那种有平凡的悲哀的「具是凡夫」。圣贤真来了，你和他一起舒服吗？神仙更了不得，英雄也令人害怕，还是「具是凡夫」令人可亲了。
「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已是难事，「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更难!
散文是因果相生，纵的；骈文是并列的。散，因果相生；骈，甲乙并立，不但无因果关系，简直无关。
七不堪: (一)喜晚起；(二)行吟弋钓(爱自然)；(三)不拘形迹；(四)不喜做书；(五)不喜吊丧；(六)不喜俗人；(七)心不耐烦。
二不可: (一)非汤武而薄周孔；(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文章中言中之物——内容，物外之言——文章美。初学者当先懂言中之物，后懂物外之言。读书之过程: (一)茫然；(二)了解(言中之物，内容);(三)欣赏(物外之言，文章美)。创作亦然: (一)茫然；(二)表达情意；(三)文章美之表现。第二步只是「是」，不是「美」。如唱戏，合板眼未必好。《儿女英雄传》，八股气，骈而不化。
耳不闻不厌，目不见不烦，难奈者有耳目在也。
内容——言中之物，须看，了解(看不能只一遍)。凡说理周密、思想深刻之文章，多不宜朗诵。文气、作风——物外之言，须读，欣赏。欣赏不是了解。如看花，不必知其名目、种类，而不妨碍我们欣赏。而有时欣赏所得之了解，比了解之了解更了解。欣赏非了解,但其为了解或在寻常了解之上。
「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此南泉语陆亘言。
人最大的快乐、安定是信、信仰，最痛苦是希望而不相信。希望是痛苦的，不是快乐的;是动摇的，不是安定的。安定虽非积极快乐，而是消极快乐。鲁迅先生《彷徨·伤逝》写希望而害怕，即因希望而无定。
六朝前，「文」就是文字；六朝时，「文」就是文学，包括散文、韵文、诗歌(《文选》之「文」与《说文》之「文」是截然不同的)；六朝后自唐代起，诗、文分家。
陆机《文赋》谓: 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蕴」、「怀」与表现正是两面，「蕴」、「怀」是作者无心流露，「山辉」、「川媚」则是读者有意领会，山无意于辉，水无意于媚。无心流露、有心领会是遇合，是机缘，佛与基督尚不能说法使所有人感动，何况凡人? (而其实遇合、机缘是极简单的事。)
中国古代墨家事鬼神，不是为鬼而事鬼，是为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也是为人；神道设宗教也仍是为人。《论语·微子》篇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之原意谓多活不必欢喜，早死也不必悲哀。我们应把死生富贵之心抛开，做点儿别的事情，活一天干一天，把心地打扫干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八个字，颇似佛之扫除妄念。方生方灭是妄念，妄念把人的精力凌迟了。精神的专一从统一做起，平常人只注意生命、富贵,要扫除妄念，精修胜业。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一个人如果不了解悲哀之价值，则其为人必极肤浅，但不能不承认其快乐。小孩儿最肤浅、幼稚，而最快乐。在现实社会中，追求快乐者必是极肤浅之人。若认识悲哀，而意气颓唐，生活无力，与肤浅之人同样无聊。而能在了解悲哀之后，生出力量去切实地生活，始有价值，此是第一义。看悲剧而生同情心，可怜悲剧主角即可怜自己，此是第二义。
散文分三种: 抒情、哲理、科学。科学散文最不易写，刚硬的。回忆是最有诗味的。气盛者，文多流畅；思深者，文多艰涩。
鲁迅先生什么也不能做，不使其做，但看别人做得又不好，只好言。孔孟之说道理亦由此故。能做者不必说，用事实证明，与其发宣言、出布告辟谣，不如好好做事。写文章乃不能做事者写的。
文字就是习惯，须与其发生关系，并没有死法子。如，说「无聊」，不说「有聊」；说「左近」，不说「右近」。
中国文字上、言语上常用之技术，乃俗所言「您早知道了」。凡所称引皆自知也，故丘迟文中言「将军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假」，借也。
上文既晓谕之以利害，此段复动之以感情，而辞胜乎情。此乃所以成乎其为齐梁间之作风也。辞——物外之言，情——言中之物(固然并非思想)。辞情相称，水乳交融，铢两悉称。
用典是辞胜乎情最显著的现象，也可以说是最大之毛病。庄子、墨子、列子、韩非子,偶亦用典，然皆平常之典，当时最善于说故事；庄子思想、文字皆极佳。以后，说故事之风气渐消，而用典之风盛行。说故事与用典，二者誓不两立，善说故事者绝不善用典,善用典之人绝不会造故事。
文章概念太多，不实在。如「仁」、「义」仿佛很熟悉，举事实言之，便不行了。没有事实，不能成思想；没有事实，感情是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是不能发生、茂盛的。观察事实，描写事实，乃文人之基本工作，不会此，则更谈不到思想。
一个人心里一个天平，这天平也许是戥利害的，戥是非的，戥苦乐的，戥美丑的……以历史为镜子，不是发现古人之好丑，不是给别人算闲账，乃是看见自己之好丑，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文学史即历史(不是记日记事，乃了解当时社会情形)。
前面是以利动之，以情感之，此段是以害怵之。
「虽隙驷不留，尺波电谢」，生命有限；「而秋菊春兰，英华靡绝」，精神不死。有征,可信。
奴才，无本事者也，只会花言巧语以悦人。太平时，人前有几个奴才很舒服，而有人才在前未必舒服；有事时，人才必定与之辩理反驳，若不听则拂袖而去。由此可知，古之皇帝都喜欢奴才而杀人才。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人若无火性便苟安，不求上进，萎靡不振。「静己以镇其躁」，可真正做一点事，要去火性留血气。范蔚宗之言，或是消极的，谓如此可以不在社会上奔走也。不论消极地为善或积极地为我，总要「静己以镇其躁」。
《礼记·礼运·大同》篇所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诗之道理、境界……真的过那种生活是诗的生活，但，成吗？不可不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先承认了事实，然后一步步走近理想，但必须有理想。
余读《汉书》觉其沉闷，读《宋书》而觉其屑碎，惟读《史记》则沉着、痛快。(只沉着而不痛快，则沉闷；只痛快而不沉着，则浅薄。)
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不易，然此种精神应有。文学应为人生而艺术，古来一切文学皆与人生有关，历史是记录人生，哲学是批评人生、改善人生，文学是表现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