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

author: 马尔库塞

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即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人们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
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的需要和满足。
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
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
「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
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
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
「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性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
操作主义的特征——使概念的意义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反复出现在如下语言学趋势中：把事物的名称视为同时是对它们的功能方式的表示，把属性和过程的名称视为用于检测或产生它们的那些装置的象征。这就是势必会「使事物与其功能同一化」的技术推理。
事物的名称不仅「指明事物发生作用的方式」，而且事物发生作用的(实际)方式也限定和「封闭」事物的意义，并把其他发生作用的方式排除在外。名词以一种专制的、极权主义的方式统治着句子，句子则变成为一个有待接受的陈述——它拒绝对其被编纂和断言的意义进行证明、限制和否定。
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受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

佛说某某，既非某某，是名某某。
在这种公众话语领域内，言语的运动方向是同义词和同义反复；事实上，它绝不朝着质的差异这一方向运动。
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
同时它(称谓)还染上了虚假的亲昵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大众交流的直接性受到巧妙操纵的结果。
缩略语指称的是且仅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被固定、被篡改和被掺杂了其他成分。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遍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概念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的同一化；它把事物的存在状况与事物在既定现实中偶然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
充当语法主语的名词指称的是能够进入某些关系、但并不与这些关系同一化的东西。
统一的功能性语言是一种坚决地反批判、反辩证法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的、行为的合理性吞没了理性的超越性、否定性和对立要素。
思想的「另一种」向度似乎是历史的向度——潜能是历史的可能，其实现是历史的事件。
功能性语言是一种极端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理性几乎不为历史理性留下空间和发挥作用的机会。
台上戏剧中的主角所遭遇的巨大惨事，也许台下的普通人一辈子也遭遇不到。然而，无论是英雄还是凡人，他们在痛苦面前的选择却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本质面貌——活着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战士。因此，观赏悲剧是一种宣泄，同情剧中人物也就是同情我们自己。
如果发达工业社会正在扩展的合理性倾向于把「时间」和「记忆」的动荡因素当做「非理性残余」来清除，那么它也势必会清除包含在这种非理性残余之中的合理性。
竞争性工业化的需求、人对生产机构的全面屈从。
这些需求毫不为能够筹划破坏性替代选择的议论留下余地。
罗兰·巴特描写其魔术－极权主义特征的一段话：「在命名和判断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延滞，语言的封闭已然完备。」
封闭的语言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传达决断、宣判和命令。
它们以一种「预判的形式」来通过判断。
政治、商业和娱乐已完全结合在一起。
商业和娱乐仍然是统治的策略。
「概念」用于指称某物的心理表象，人们把该物理解、领会并且认作为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
当概念思维逐步成为在现存社会制度内探究和改善现存社会条件的手段时，操作概念的治疗特征就非常明白地表现在工业社会学、消费心理、市场情况和公众舆论的研究中。
良好的劳资关系与恶劣的劳资关系相比、愉快的工作条件与不愉快的工作条件相比、顾客愿望同商业和政治需要之间的和谐与冲突相比，前者更符合人情并更能提高生产效率。
训练管理者们采用「更人性、更有效的对付工人的方法」(这里只有「人性」一词是非操作的、需要分析的)。
一旦个人的不满脱离了普遍的不幸，一旦反对功能化的普遍概念被分解成特定所指，事例就变成了可以对付和容易驾驭的偶发事件。
赞同法西斯制度(而且人们可以说是真正赞同这样一种制度)也可能符合民主程序。
直接经验的世界——我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必须被理解、改变甚至颠覆，以便显露出它的本相。
非存在并不只是虚无：它是存在的一种潜能，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破坏。
存在和思维的发展进程就是要克服这些否定的状况。
哲学的价值准则并不引导人们去组织社会、也不引导人们去改造自然，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它们是无效益、不真实的。
自由与谋取生活必需品的活动难以共存。
真理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奴役不能相容的经典命题仍然有效。
只要奴役状态普遍存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必定还是一种阶级特权。因为思想和言论属于某个思想和言论主体，如果该主体的生活依赖于实施一种被强加的功能，那么它就依赖于对这种功能的需求的满足——因而它依赖于控制这种需求的人。确切地说，前技术筹划和技术筹划的分界线在于对服从生活必需品的活动——「谋生」——加以组织的方式，在于与该活动的组织相应的自由和不自由、真和假的新方式。
既然真理是「存在」和思想的一种状态，既然思想是「存在」的表达和显现，那么，只要它不是生活在真理之中并与真理同在，达到真理就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命题的证实涉及事实和思想中的一个进程：(S)必须变成实际存在的东西。
由于这一筹划牵涉到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和城邦，思想运动因而含有一种政治内容。
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孝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了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求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
抽象是历史连续体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并始终关联着所远离的基础：既定的社会领域。
它们(思想对象)是作为可以替换的记号或符号而成为普遍规则附属物的。这一普遍性质(量的性质)是逻辑和社会中的法则和秩序的先决条件，是普遍控制的代价。
在普遍的、可以计算的、「客观的」思想向度同特殊的、不可计算的、主观的思想向度之间出现了分野；后者通过一系列还原才进入了科学的行列。
历史依然是统治的历史，思维的逻辑依然是统治的逻辑。
思想的所有客体都是共相。概念的前个人的意义，它的共性，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它是在（思想和行动）主体及其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构成的。
形式逻辑在其结构方面是非超验的。它是在三段论法不能超出的固定框架之内来确认和组织思想的——它仍然是「分析性的」。
由于直接经验依赖于显现出来的偶然存在的事物，它是一种有限的、甚至虚假的经验。
奴隶可以废除主人，也可以同他们合作；主人可以改善奴隶的生活，也可以加强对奴隶的剥削。
如果辩证逻辑把矛盾理解为「思想的本性」所具有的「必然性」的话，它得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矛盾属于思想对象的本性，属于「理性」即是「非理性」、无理即是合理的现实。
给定现实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它自身的真理；而理解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尝试，预设了一种不同的逻辑和矛盾的真理。
「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下的社会一边维护其等级结构，一边又变本加厉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制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生产机构日益增进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制度可见的好处是大家认为值得捍卫的。
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给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
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道，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
以理性为一方，以下层人民(他们一直是理性的对象而很少是理性的主体)的需要和愿望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张力从哲学和科学思想的襁褓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着。对「事物的本质」——包括社会的本质——所给出的定义，是为了把压制甚至镇压美化成完全合理的。
一个可测量的性质往往并不是一个物的属性，而是该物同他物的关系的属性。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机器对于它的社会用途漠不关心，只要这些用途仍然在其技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科学方法固有工具主义特征。
科学通过消除中世纪的神话而起步。但现在，科学迫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意识到，它不过是建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神话而已。
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筹划的是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物质——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术语汇集在一起了)。
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同样，社会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等级，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也就是作为可按单位时间计算的抽象劳动力单位。「由于劳动模式的合理化，质的消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
观察和实验，材料、命题、结论的条理化组织和调整，都不是在一个无结构的、中立的理论空间内进行的。
从工具主义特征看，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
现代科学原则是以这种方式先验地构件起来的：它们可以为一个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充当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带来了对自然愈发有效的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开始为人对人愈发有效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
在这个领域内，技术还为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并说明了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生活舒适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机构的屈从。
很难通过把奴隶状态转嫁给其他存在物、人、动物或机器而解放自我；对支配着整个世界的机器总体进行统治意味着继续统治；一切统治都暗含着对支配图式的接受。
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人的工具化。
「筹划实际生活世界的预期规律」：一旦人们掌握了这些公式，人们就会拥有在实践中所期望的先见之明。
看即是预期，即是筹划。
科学不断自我校正——对它那些融入其方法的假设的革命——本身就推进和扩展着同一个历史领域、同一种基本经验。
不管人们怎样定义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都与理论和实践的人类行动者相关，同他们理解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关。
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机构中，这些技术机构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机构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
这种理想设想的是理性的压抑性生产力归于休止，达到令人满意的统治的终结。
约翰·杜威所表述的「从思辨的乐趣到积极的操纵和控制」；「从作为对自然性质的美学欣赏的知…到作为一种世俗控制手段的知」。
这种连续体(统治的历史连续体)把顺从主义和意识形态特征赋予肯定性思维方式，而把思辨和乌托邦特征赋予否定性思维方式。
确证和证实的过程可以是纯理论的过程，但它们绝不可能发生于真空之中，也绝不会限于私人的、个体的心灵。
纯客观性是作为提供目的和目标的主观性的客体而出现的。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不存在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把他们统摄于其下的那些设施的普遍有效性和生产能力，掩盖着组织這些设施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
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
這些障碍阻止总体经验主义去把握现实，阻止总体经验主义去建立(更确切地说是再确认)可以冲破這些障碍的那些概念。
科学方法是在现象同实在的冲突中得以发展的。
在科学上，中介是被剥夺了所有其他特性的观察、测量、计算和经验的主体；抽象的主体筹划并定义抽象的客体。
哲学思想的客体同一种意识相联系，这一意识使具体特性进入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哲学概念保存并解释前科学的中介（日常实践、经济组织工作和政治行为），这种中介造成了实际存在的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实都是一个历史连续体中的事件和事变。
既定的话语领域彻头彻尾地打上了社会成员所服从的统治、组织和操纵的特定方式的标记。
在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时，人们也讲他们的主人、赞助人和广告商的语言。因此，他们不只表达他们自身、他们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愿望，而且也表达了他们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当他们「自己来」描述他们家乡和国际上的政治局势时，他们（「他们」包括我们，包括知道它并批评它的知识分子）描述的是「他们的」大众交流媒介告诉给他们的事情——而且这与他们真正所想、所见及所感觉到的东西混在一起。
转译之所以是欺骗性的，正是因为它把概念忠实地转译成实际的行为、癖好和倾向的种种方式，而这样一来，它便把经过剪裁和整理的现象（它们本身是够真实的！）当成了现实。
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本阶级而死，结果是为党徒而死。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祖国而死，结果是为实业家而死。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的自由而死，结果是为利息的自由而死。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无产阶级而死，结果是为其官僚主义而死。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国家的神圣使命而死，结果是为支撑国家的金钱而死。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民族而死，结果是为压制民族言论自由的恶棍而死。他们相信——但为什么他们在如此黑暗之中要相信呢？相信死亡？——当问题是学会怎样生活的时候？ @弗朗索瓦・佩鲁：《和平共处》
防御和安全依然还是智力投资和国家预算的大部分项目。
语词仅仅提示一种概念，并把自身同共相联系起来。
普遍概念指称个别实体所是或所不是的状态。通过重新表达一个不矛盾命题中的意义，转译可以消除深藏着的否定性，而没被转译的陈述则暗示着一种真正的需要。
「人」、「自然」、「正义」、「美」或「自由」是可以定义的，它们把经验内容综合成超越其特殊表现的观念，而這些特殊表现本身就是将被超过和克服的某种东西。因此，美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实现的美；自由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达到的自由。
哲学概念是在历史连续性体中一般条件的意识之内形成和发展的，是从特定社会内部的个人角度来加以阐发的。思想质料即是历史质料——不管在哲学或科学理论中它会变得多么抽象、概括或纯粹。
不必涉及任何特殊的经验就可以直接理解。成为抽象就是超越实际事实的特殊事态。但超越实际事态并不等于和它脱离关系。相反地，我认为每一种永恒客体都和这种事态有其固有的联系，这种联系我称为进入事态的样态。 @怀特海：《科学和近代世界》
既定社会已经把它的真实价值演示为历史筹划。
一项历史筹划的真理性并不能在事后通过成功来证明，即是说，不能通过它被社会所接受和实现这一事实来证明。伽利略的科学是真理，尽管那时它还受到谴责。
肯定性思维的宽容是被强制的宽容——不是被任何恐怖机构所强制，而是被技术社会那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
质变就在于重建这种基础（技术基础）——或者说，就在于向不同目标发展。
痛苦、暴力和破坏，是自然和人类现实的类型，是孑然无靠和冷酷无情的宇宙的类型。
如果没有一切广告、没有一切灌输性的新闻媒介和娱乐媒介，个人就将陷入创伤性的空虚之中；在那里，他会有机会去惊奇、去思考、去了解他自己（毋宁说他自己的否定）及他的社会。
想像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像。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瓦尔特・本杰明
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像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