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七日谈
- author
- 何兆武
- read
BOOX读书笔记 | 何兆武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时间:2020-09-02 21:24 观念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我们强加于历史之上的。观念是前提而不是结论,没有这个前提的引导,我们就无从理解历史;正犹如没有范畴,我们就无从理解物质世界。
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时间:2020-09-02 21:40 拉斯基(此人现今中国读者已经久违了)所说,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怎样调和强制的权力与个人的自由。
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时间:2020-09-02 21:50 人是历史的动物,其他物种都不是。其他动物每一代都仅凭其本能重演上一代的历史。唯有人可以积累经验,一代胜似一代;人的历史并不重演。这是人类进步的条件。天意(大自然)虽然如此,却有待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去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自私、贪婪、虚荣和罪恶种种非社会性的东西。不如此,就无由实现人的社会性。这就叫做「非社会的社会性」(22)。可以说,天意不仁,以人类为刍狗;它赋予人以自由,就是要通过人在社会之中的竞争和敌对而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人脱离自然状态而步入理性的自由的第一步,便是一场道德的堕落。这是「天赋本能的自相冲突」,因为「这就能给予理性以最初的机缘来反叛大自然的声音,并使之不顾大自然的抵抗而做出了自由抉择的最初尝试」。接着便是他那著名的命题:「因此,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人第一次自由地运用理性,就要误用,就要犯罪。这也并非就是坏事;它有得有失。对个人来说道德的堕落是失,对大自然来说则是得。所以我们对大自然就只能「惊叹和赞美这种安排的智慧和合目的性」(23)。
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时间:2020-09-02 21:55 即使是一群魔鬼,只要是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必然也会「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社会。
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时间:2020-09-07 22:14 规律也可分为两种:普遍的和特殊的;普遍的是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特殊的则随之而转移。任何特殊的都不能独立于普遍的之外(否则,普遍的就不成其为普遍的了)。特殊首先是必须服从普遍,然后才谈得到特殊。理性对于一切人是普遍的;任何人首先都是一个世界公民,是从普遍理性的角度看待历史的。这个普遍历史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特殊历史所莫之能外的。我们不能脱离共性而侈谈特性,世界上不存在脱离于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康德毕生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普遍有效性。
第二谈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时间:2020-09-11 21:49 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研究呈现了一次重点转移,从传统的以政治史为史学研究中心,转移到以研究思想文化史为史学研究中心。
第二谈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时间:2020-09-11 21:54 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
第二谈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时间:2020-09-12 23:44 这场浩劫及其成因,是不是为德国文化的精神所独具、所固有?抑或,这一现象并不必然只限于德国文化,而是某种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同样地为其他民族文化所共有?(难道其他民族就没有、或者不可能出现法西斯吗?)而且,是否随着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破产,导致浩劫的因素就永远消失了?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是摆在德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学家们面前而必须给出答案的。这些因素之中,有哪些是应该溯源于民族性及其思想文化的素质的,又有哪些是应该归咎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的?两者之间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吗?历史学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比较历史学的问题:何以其他同时代、同等发展水平、面临着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境况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本书所特别指出在冲击着当代德国的两大浪潮——交相激荡之下,就可以较为平稳地渡过,而在德国却出现了纰漏,并终于引致了法西斯?
第二谈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时间:2020-09-13 22:31 一个历史学家不但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思想家,而且还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有可能谈到理解历史。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3 22:54 历史学是一种文化或人文的科学,「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而这却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⑹。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3 22:54 历史学的材料和方法也和自然科学的,有着性质上的歧异。就材料而言(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历史的事实,乃是心理学上的事实」⑺,而非物理学上的事实。就方法而言,则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抽掉了具体事物的个别性之后的抽象性,目的在于得出普遍的规律;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则恰好是个别事物的特殊性或具体性,目的在于做出具体的描述。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3 22:58 休谟论证了归纳法的有效性是不可能被证明的,但对科学又是必要的;不仅对科学是必要的,对历史学也是必要的。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4 19:21 科学规律必须能够满足如下的条件:它的假说是可以检验的,它的结果是可以由实验重复做出来的,因而未来就是可以预言的。然而对历史事件要进行受控的实验是完全不可能的,历史事实是无法重复的。不同的自然科学理论可以根据以上条件加以鉴别;但是很难认为「历史学已经达到了,或者很快地就会达到可以把这些标准也用之于事实的地步」⑾。自然科学要依靠归纳法,而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是无法完全依靠归纳法的。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罗素本人也承认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文明的例子还太少,不足以保证一种(历史学的)归纳」⑿。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4 19:24 历史的动力是人,但「人」并不是有关人的某种抽象概念或品质,而是具体的男人和女人,即有感情、有欲望、有动机的男女们的心理活动。这种个人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所以罗素不同意那种把个人单纯地看做是某种社会势力的代理人或工具的观点。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是历史的工具,但他绝不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工具而已。这种对个人的内在价值的强调,导致他不承认有任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规律。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4 19:25 历史是人(尤其是人的智力)的创造,所以它不服从某种先天注定的模型。在历史这桩伟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尽管大小不同。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4 19:27 情形是否真如罗素所说,历史只是少数天才的创作。看来,这里他犯了一个推论上的错误,他把伟大的名字和与这些名字相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迹混为一谈了。牛顿发明了微积分;我们很可以说,没有微积分就没有近代科学文明。但是没有牛顿这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例如名字叫做莱布尼茨的,也同样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发明微积分。这样的例子在文明史上,不胜枚举。大抵上,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产生出类似的发明和发现。假如没有发现新大陆,近代历史的面貌自然会大有不同;但是假如仅仅没有名叫哥伦布的这个人而新大陆仍被别人所发现,那么近代历史的面貌大概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假如我们不能分清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就只能走入极端的怀疑论或是偶然论。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18 22:11 所谓偶然并不是指无缘无故,而是指它不可能从当时的历史局势之中推演出来。克里奥巴特拉的鼻子的长短,这是由她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所以不是偶然的。然而它的作用却不能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国际政治的局势中推演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为历史的偶然。按照这种说法,则偶然、必然更多的是属于认识的主体,而不属于认识的客体。另外,罗素对历史的偶然性还有一种解说,即当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势力大体上呈现平衡的时候,那么只要一小点点力量就可以决定天平摆向哪一边;而这一小点点但决定性的力量,就成为历史的偶然。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20 23:19 历史学除了求真的价值(对过去有更多的知识)和实用的价值(对未来有更多的智慧)而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呢?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时间:2020-09-20 23:19 人生总是局促于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的领域之内的,总是陷于种种现实生活的烦忧和痛苦之中,那往往是繁琐、庸俗、无聊而又摧残人的神经的;因此人生就总有一种要求超脱于现实龌龊生活之外的向往,一种辱宠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地观照千秋万世的向往。正像是安那克里昂(Anacreon)沉湎于醇酒而忘忧,一个历史学家则可以神游于古人或来者的世界,静观过去和未来;这可以提高我们的境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无我或解脱。这是一种心灵的价值、一种美感的价值、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是一种历史的、世界的、宇宙的感情。
第四谈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时间:2020-09-21 23:05 人性自身的美丽和尊严,就在引导着自己的道德生活,这本身就是崇高的体现;它就是崇高。(在该文中康德也常使用「高贵」或「高尚」一词来代替「崇高」。)由于这一点,康德早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前就在美学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亦即把美的基础从客观方面转移到主观方面来。在他以前,无论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都一致认同于美的客观属性,即认为所谓美乃是客观事物的属性使我们产生了美感;而那特别指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所形成的和谐就成为美。但是康德在本文中却提出:多样性本身就是美,而不涉及多样性的统一与否。
第四谈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时间:2020-09-21 23:13 优美和崇高两者是不同的,那区别就在于优美使人欢愉,崇高使人敬畏。但是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相反相成的。崇高如果没有优美来补充,就不可能持久;它会使人感到可敬而不可亲,会使人敬而远之而不是亲而近之。另一方面,优美如果不能升华为崇高则无由提高,因而就有陷入低级趣味的危险,虽则可爱但又不可敬了。一切真正的美,必须是既崇高而又优美,二者兼而有之,二者相颉颃而光辉。世界上是不会有独美的,它必须是「兼美」。
第四谈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时间:2020-09-21 23:25 中国思想史历来是把伦理道德崇之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但是似乎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思想家是把道德认同于美或把美认同于道德,或曾明确地论证过美就是打通天人之际的枢纽的。这或许是比较哲学中一个值得瞩目的问题。正有如西方哲人每每喜欢把知识认同于善,自从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就是德行」的名言以来,历代都有人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浮士德博士为了想要知道宇宙的奥秘,不惜把灵魂卖给魔鬼。中国哲人是决不会去做这种事情的,因为中国哲人从不把知识本身看做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值得人去献身;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有助于伦理目的(即所谓「上明王道,下掞人伦」或「王道之正,人伦之纪」)⒁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知识的价值只在于其为德行服务,知识(和美)本身都不是德行,而是从属于德行,为德行服务,并且统一于德行之下的。但在康德这里,则智性、德行、审美三者各自既是独立的,但最后又复统一于更高一级的理性。
第四谈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时间:2020-09-22 22:17 归根到底,人不是一架计算机。人总是要有计算的,是要计较得失的,完全非功利的人是没有的。但是人生又绝不仅仅是运用工具理性在计算,在计较功利与得失而已。
第五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间:2020-09-22 23:02 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是真正中国本土的思想;中世纪以降的三教,只有佛教是域外的,但经历长期演化,也终于彻底本土化了。另外,历史上还有大量民间思想以及异端。这一切构成一个综合的文化统一体,其中并不存在以哪一家一派为代表的问题。历史文化不是一个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不存在以某人为首席代表、某人为副代表的问题。
第五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间:2020-09-22 23:05 法林顿(B.Farrington)在他的《希腊科学》(Greek Science)一书中曾对希腊科学做过一种解说,他认为古代希腊的学术思想有两条平行的传统:一条是社会上层知识分子的,一条则是社会下层的工匠的。实际上恐怕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着这样两条传统,中国也不例外。墨家应该是属于社会下层的工匠的传统。这一传统因为不能登士大夫的大雅之堂,所以就日愈沦于湮没不彰。
第五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间:2020-09-22 23:11 中国中世纪以来,儒学是和功名利禄结合在一起的;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是和资本主义的财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从思想上去寻找中国没有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这一点似乎是不宜遗漏过去的。
第五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时间:2020-09-23 21:37 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宗教与野蛮混杂在一起时,总是宗教获胜;而凡是野蛮与哲学混杂在一起时,却总是野蛮得胜。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4 22:42 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6 21:44 历史方法正如分析方法一样,对于提供一套价值尺度是无能为力的。分析方法提供的是一套推论,历史方法提供的是一套事实,这两者都与价值无关。从史实之中推导不出价值来,历史方法本身并不导向任何价值。每个历史学家之所以有可能从史实中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来「证明」他的价值观,就正因为他那套价值标准是他所强加之于史实之上的前提。历史假如有(类似自然界的)任何普遍真理或公式的话,它就绝不会是价值判断。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6 21:57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我们总可以从中挑选出某些真凭实据来「证明」我们自己所臆造的,而实际上是不可能证明的任何假说。史实或史料是给定的,但对它所做的任何理论概括或公式,却总归是历史学家个人所创制的。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6 21:58 史料库就像一个潘多拉的宝盒,你要什么,它就有什么。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7 20:27 一种制度在历史上的确立和法典化,并不标志着它的巩固,反而是标志着它开始走向瓦解或衰退。换句话说,那并不是它的成长和发达的历史,而是它被破坏、被摧毁的历史。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7 20:30 民主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除非它能达到某种目的,否则即无价值可言。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时间:2020-09-27 20:40 自古以来的文献从来没有能为人们提供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的发展必然是越来越好。进步的信念乃是19世纪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