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author: 何兆武

第一章（1921－1939）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

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有名的英国记者，驻柏林的，他在德国时间长了，英文慢慢生疏，写文章时就先读《格里佛游记》，然后才能写出漂亮的英文。

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第二章（1939－1946）

英国19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

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 noblelife？！」

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

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可是文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色代表革命，所以红灯应该走，绿灯应该停止。那不乱套了？那时候太简单化了，以为旧的都要不得，新的都是好的。其实新的事物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不成熟的，应该逐步地让实践来检验，不能一声令下就一哄而上，那就太盲目，太不切实际了。

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记得一次他说，古往今来真正达到纯粹的美的境界的，只有雪莱、济慈和肖邦三个人，其余的都不够。肖邦三十七岁死了，雪莱三十二岁死了，济慈二十六岁就死了，都非常年轻。济慈的epitaph（墓志铭）是他死以前为自己写的，非常有名,即：「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我们知道这句话，可是不理解它的意思什么叫「名字写在水上？」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就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一边写一边消失，不必待到海水来冲没。

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

丰子恺是老一辈的漫画家，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小商人马上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凡定了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往往都要离婚，只有名演员新凤霞例外。新凤霞的先生吴祖光是右派，文化部的领导出面劝她离婚，但新凤霞硬是不肯，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银元有两种，袁世凯时代发行的叫「袁头」，上边有袁世凯的头像，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发行「孙（中山）头」。「袁头」成色好，含银量高，大概实足七钱二的白银，「孙头」不值钱，打个七或八折。我想，如果孙中山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自己竟然还比不上袁世凯？

第三章（1939－1950）

有的人生来就是「红」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思想纯粹，而我们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然后再打红旗，有了比较与判断，所以就比较麻烦。*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刘澜涛是老革命，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过，因为凡是被国民党从监狱里放出去的都要履行一个手续，表示「我相信三民主义」之类，文革时这就是罪证，所以他也成了「叛徒集团」中的一个。